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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名嘴
成功之前我们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成功之后我们才可以做喜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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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已故的三星電子職業病勞工受難者群像(來源: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134)
文: Krystal(本文的英文版:http://left21.hk/wp/en/samungeng)
三星──世界其中一間最大的跨國企業,剛刷新利潤新高。其本年度第二季的利潤比去年激增七成九,晉身成為當今領導全球的手機、電視及記憶體製造商。單在南韓本土,已產生其1萬1千億美元中約兩成的經濟收入,擁有80多間附屬公司,提供不同種類的產品及服務。
三星電子是三星企業集團最重要的資產,三星這個品牌對香港人來說絕不陌生,其智能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銷量甚佳,但在其「人性設計 自然演繹」(‘Designed for humans, inspired by nature’)的最新口號背後,那些實際生產貨品及讓公司賺錢的人卻蘊藏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
截至本年三月,單在南韓已有155宗三星電子生產工人患上白血病(leukemia)、硬化症(sclerosis)及再生障礙性貧血(aplastic anemia)等致命疾病的個案,當中已有超過60人死亡。其餘的工人也有皮膚病,甚至流產等問題。儘管愈來愈多的證據出現,三星繼續否認工人的死亡及患病與其工作(其使用的化學原料仍是高度機密)存在因果關係。也許更令人不安的是,南韓政府與三星有相當緊密的合作,使三星可以繞過勞工條例,拒絕工人享有組織與安全工作的權利,更逃避負上工人因工作患上的疾病,甚至死亡的責任。
於二零零七年因一名三星年輕女工黃于宓(Hwang Yu-mi)死亡而觸發成立的「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SHARPS — Supporters for the Health And Rights of Peopl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為無人幫助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今年九月中一次少有到訪香港的機會下,SHARPS的工運領袖孔政玉醫生(Dr. Jeong-ok Kong)和勞動法律師李鍾蘭(Jongran Lee),跟我們分享了三星傷害工人的行為及為公司受害者爭取權益的困難。在短短一句鐘裡,我們發現三星的黑暗故事不單是一個為了利潤最大化而不惜一切代價的個案,更是一個確實且耀眼的例子:由政府及商界組成的不神聖聯盟,是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經濟下極普遍的現象。
Ms. Jongran Lee (left) and Dr. Jeong-ok Kong (right), Hong Kong
K: Krystal, 訪問者,左翼21成員
DK: 孔政玉醫生(Dr. Kong), 被訪者並為李鍾蘭翻譯
K: 孔醫生,可否告訴我們你們的團體有什麼目標?你們又在爭取什麼?
DK: SHARPS是由一班行動者及受害者組成。二零零七年,一名二十二歲的三星女工黃于宓死亡,其父親發現很多工人在相似的情況下患病及死亡。父親懷疑這些死亡事件是因為危險的工作環境所致,但三星不斷否認這與工作相關,更用盡各樣方法,包括威脅、賄賂及隱瞞證據,以阻止真相曝光,否認責任。但因著我們的努力,不斷搜集愈來愈多證據,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有超過155宗患病個案,其中62人已經死亡。受害者需要取得賠償及康復,更須停止再有死亡個案出現。不過,這都只能透過對工作環境危險狀況的調查,及對僱主作出懲罰等途徑達致。因此我們其中一個目標是為受害者向政府的工人補償制度爭取賠償,我們希望先取得官方的賠償,而非馬上取得三星的賠償。
K: 既然政府如此無能,為什麼要向其爭取?兩者又有什麼分別?
DK: 政府的工人補償制度是這樣運作的:假如你在工作間受傷,你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償,既可較快取得賠償,亦確保工人可應付緊急的醫療開支及家人的生活。之後,工人可向其公司提出法律訴訟,追討責任。我們目標是做到這兩步,但重要的是首先依法取得官方補償。主因有三個:第一,若要成功向僱主追討責任,得到政府補償制度確認你的個案是相當重要的證據!第二,一旦你的工傷或疾病在官方紀錄在案,就可授權其他政府部門向公司採取行動,包括偵查甚至懲處,從而提供了機會使政府可以干預公司的行為。第三,事實上受害工人的數字持續上升,假若我們接受三星向一位受害者作出賠償,那下一位受害者又如何?三星的策略是向一些比較大膽表述及「重要」的受害者作出賠償,其餘的就不去理會,這樣,三星對付個別工人比對付一群工人容易得多。假如我們可以取得官方補償,不單是三星的工人,而且旗下承辦商的員工,甚至是其他半導體電子行業的工人都可受保障。故此,我們的目標是推動政府履行其本應承擔的責任,作為企業的監管和規範者。
K: 這個目標有多成功呢?
DK: 去年,我們成功透過長達四年的訴訟,爭取到職業性癌症獲得確認。我們為五名受害員工向政府拒絕為工人作出補償而提出法律訴訟,其中兩名受害員工勝訴,其餘三人敗訴。這兩宗個案是歷史性的勝利,因為過去幾乎沒有人可以戰勝三星。但裁決後,政府官員到了三星視察後,就宣稱會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我們舉行了一個靜坐抗議要求政府不要上訴,停止行動並接受裁決結果,因為對受害員工來說四年實在是太長了。但政府沒理會,因此這兩宗個案仍在上訴中。今年將會有裁決結果,不過工人勝算很低,因為正如我說,三星對司法機關有一定影響力,縱使一些好的法官最終也會向錢屈膝。去年的勝利是一個奇蹟。
三星的創辦人:「承認工會?除非我死了!」
K: 為什麽工會不能替工人爭取賠償和權益?三星是否有「不允許工會成立的政策」?
DK: 三星不允許工會成立。三星的創辦人李秉喆(Lee Byungchul)表示:「承認工會?除非我死了!」(Recognize trade unions over my dead body!) 。三星要確保一切都在控制之下,需要工人永遠處於一個弱勢的位置。當然,他們禁止工會成立的政策是違法的,但三星用盡方法去維持現況,例如暗中監視。假如他們發現工人嘗試組織,就算只是聚在一起,還未談上成立工會,公司就會監視及跟蹤他們,紀錄工人的一舉一動,他們竊聽工人的手機,利用他們的技術,他們可以追踪你的位置,知道你經常去的地方。三星有一個專門負責這項工作的部門,而且很強大。在南韓,政府也有處理國家安全的部門,就好像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的組織,但三星的監控能力比政府的更強大,政府甚至會向三星索取情報,我們發現三星控制了所有信息。三星不單防止工會成立,更設法打擊工會,最近成立的工會,其領袖便遭到三星用各途徑嚴懲。
K: 公司竊聽僱員的電話,並且跟蹤他們,政府竟讓其明目張膽地進行?
DK: 你知道什麼是公開的秘密嗎?這的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例如,我們曾經認識一位很重要的員工,他仍未有患病,但他的同事已相繼離世。他是其團隊中四名工程師之一,他的另外三名同事都染上重病。第一個患上血癌、第二個三十多歲便患上皮膚癌、而第三個則患上一種叫韋格納肉芽腫(Wegener’s Granulomatosis)的致命奇疾。他們從此失去工作能力,其中一人更因病離世。所以失去伙伴的他便來找我們,並告訴我們很多事情。他更指出如果再因公司而引發任何麻煩,他便會飛往美國,但之後他就突然失蹤了,我們再也找不到他。當他終於再來找我們時,他要求我們將他所提供的資料保密。原來公司曾派人找過他,並告訴他,如果他繼續披露這些資料的話,他們可以阻止他離開韓國,他也將無法離開。他其實只向我們提過要到美國去──他甚至沒有告訴妻子這件事。所以他才意識到自己的電話被公司竊聽了,同時公司應該還對他作出了其他行動,因為在之後的聆訊,三星派了他作證來反對我們的證人。他們所做的事是非常殘酷的,他們其實在泯滅他的良知。
K: 三星似乎暗示了他們不能對這班死去的員工作出賠償,因為他們要保持自己在國際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優勢,而且如果容許工人組織工會,有可能導致其敗給其他如蘋果的公司。對於這個想法,你有什麼意見?
DK: 他們應該閉嘴!(苦笑)在韓國有三個基本的勞動權利: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等集體行動的權利。這些都是憲法授予工人的權利。抑制工人行使憲法上的權利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如果受害者只有少數,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一大群工人都長時間在類似的工作環境中受苦,並都罹患了類似的疾病,現在受害人數已超過一百人了。如果三星有工會的話,遇到這種狀況時,他們則可以作出相應的行動。這些死亡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換句話說,三星的反工會政策殺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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